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持续发展，19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而走向衰落，二战之后又开始复苏，形成了现代的自然法学。

为此，2010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作出修订，增加规定人大代表应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基层代表，特别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60](3）在国家权力机关维度上，全国人大需要善用监督权，由此组建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就颇为必要。

经中央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很快地建立了党组。[67]参见彭冲：《关于健全全国人大机关工作和机构的报告》，载《民主法制论集》，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6页。[64]参见庄文嘉、岳经纶：《政治嵌入，还是嵌入社会--2006-2009年地方人大经费支出的影响因素分析》，载《学术研究》2014年第1期。从主权不可分的逻辑出发，人大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即在权力一元化的基础上适当配置职权。[53]参见王维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06年第7期。

质言之，包括代表制在内的现代民主制度，就是要确认并强化同一性——无论这种同一性是按照阶级、民族或是文明的标准予以界分的，客观上都需要一套标准来建构和维系同一性。但是在解决这四个问题时，代表机关属性并非内部逻辑自洽，而是建基于其政治机关的属性之上：人民的同一性需要由党来建构和界定，代表的政治性需要由党来遴选和把关，多元利益亦需要党来整合和调适。民间机构原本是自由的，但在加入公私协作的合作治理之后就要在组织和程序上受到公法原理一定程度的约束。

如果技术标准是有选择性地翻译或者只是节选其中一部分，容易造成缺漏和空白。[4]参见前引[3]，沈岿书，第145页。但2015年修法时仅明确鼓励上浮型标准，而对横生型标准未予表态。而企业标准作为另一种民间标准，在法律上只是说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第19条），其技术要求不得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第21条），此外在制定标准上就没有实际的规范要求。

类似的手法是，在技术标准的解释通知中引用民间技术标准，使其反映民间技术标准的内容。（一）强化风险规制与放松规制的协调 技术标准是行政规制的一种手段，在风险管理上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民间技术标准可成为官方技术标准的基础。这种做法实现了官方性能标准与民间样式标准的差异化组合，既可以发挥官方标准的公定性和安定性作用，也可以发挥民间机构的技术能力优势，为及时更新标准提供可能性。如此，为了受规制者能利用满足技术基准的根据，事前由规制当局认定学会协会样式，由此就能将学会协会样式作为对应性能规定化之技术基准的判断基准来使用。其原因在于，现行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错位，市场主体活力未能充分发挥，既阻碍了标准化工作的有效开展，又影响了标准化作用的发挥，必须切实转变政府标准化管理职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5]。

官方技术标准具有公定性和普适性，而民间技术标准在反映最新科技发展水平上更具灵活性和及时性。[19]民间技术标准可能因制定主体的原因而带有偏向性，偏向于特定利益团体、特别是大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可能因技术能力的原因而不具有妥当性。[15]城山英明「民間機関による規格策定と行政による利用――原子力安全分野を中心として」ジュリスト1307号（2006年）86頁参照。如此，通过这种差异化的组合，形成政府组织与民间机构在风险规制中的一种新型公私协作关系，既能实现风险规制的目标，履行行政的应有法定职责，又能灵活应对技术革新，同时为企业留下自我研发的空间。

如果行政一方不能确保判断特定样式是否满足性能要求的专门能力，性能规定就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功能。[15]但翻译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

[8]「規制改革推進3か年計画」（2001年3月30日閣議決定）Ⅱ横断的措置事項4.基準認証等関係。因而，民间技术标准固然可为行政机关所用，但却并非当然可用，只有经过一定的规范和审查方可利用。

[22]例如，在日本，核能规制委员会对民间规格的技术评价过程是，由核能规制委员会委员、核能规制厅职员、技术支援机构职员组成讨论组，必要时可有未参与协会规格制定的专家参与。而民间技术标准可能是成体系的，各种规格组合起来形成安全防护体系。但是，如果过于详细化，又难以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柔软地予以应对。国家在人才、技术、时间等方面存在局限性，无法、也不应该垄断技术标准的设定权，否则就可能无法反映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甚至妨碍科学技术的更新换代。在标准规格及检查检定的重估部分，该计划指出：在标准、方法上，接受外国数据、引入相互承认制度，实现国际整合。这时对于利用业界团体、公益法人等民间力量的认证及检查检定，以实现引入竞争原理为基本。

所谓性能规定（performance standard），是指关于产品必须实现的目的和功能的规定。另一方面，得到采用的民间技术标准就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民间机构在设定民间技术标准时就应当符合一定的要求。

性能规定具有共通性，这种组合方式对于消除国际贸易上的技术壁垒也是有帮助的。该条第1款规定：国家鼓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由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或者按照本团体的规定供社会自愿采用。

国家标准分为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这时，作为实现手法的一部分，要规定定量的视作性能要求及与其相对应的视作检验方法。

四、结语：中国的民间技术标准空间 技术标准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这些标准主要源自民间技术标准。与1988年版《标准化法》相比，2017年版《标准化法》为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鼓励团体、企业自主制定标准，增加规定依法成立的社会团体可以制定团体标准，企业可以根据需要自行制定企业标准。在实际的运用中，审查基准、例示基准、规制指针中表示的单一民间技术标准被用作事实上的样式规定，不采用满足性能标准的其他规格，就未能活用容许脱逸的潜在可能性。民间技术标准与官方技术标准大致存在以下三种关系：第一是转化关系。

举例而言，在核能技术标准的性能规定化上，在规制体系规定的内容上分为目标、功能要求、性能水准要求、可接受的实施方法四个阶层。民间机构也未必有动力去从事技术标准的制定工作，国家需要以一定的激励机制促进民间机构设定技术标准，有时可以允许民间机构通过调整技术标准促进企业的市场战略，进而在不同组织之间形成制定标准的竞争之势。

参见沈岿：《食品安全、风险治理与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1—122页。（一）利用民间技术标准的方式 在日本，行政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有很多方式，大致存在以下几种类型：第一，将行政的技术标准性能规定化，将民间技术标准定位于行政程序法上的审查基准。

…… [28]参见高秦伟：《私人主体与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基于合作规制的法理》，载《中外法学》2012年第4期。严格地说，这不是利用民间规格，而是可以解释为行政将例示基准委诸民间机构作成。

[7]在计划的附件基准、规格及检查、检定的重估中也写明：探讨为了让标准的内容能够柔软地应对技术革新，原则上将现在样式规定的基准一律性能规定化。在《食品安全法》施行之后，曾有关于企业标准存废的争议。为此，不是规定机器和设备的样式，而是以所要求的功能和性能为中心来规定，通过其他方法寻求判断合乎技术基准的合理而具体的根据，才是有效的。在利用民间技术标准时，行政机关不能无批判地盲目信赖民间机构具有专门性及利益调整能力，而有必要从确保公正性、科学的客观中立性、透明性及利害多元性的角度对标准制定过程进行控制，同时严格对所制定的民间标准的可接受性进行评价。

如此，既可以实现规制的目标，又可以保留技术标准的多样性和技术开发的自由度。行政机关应当检验利益的中立性，审查设定标准的民间机构是否受到所属企业、产业的特殊利益的影响。

在性能要求的规定上，当然是希望能定量地记述，但现状是很多情形只能定性地记述。使与价值判断密切相关的技术判断过程合理化，将来也有助于技术判断内容的合理化。

我国现阶段的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就是一场规制改革，虽然主要是简政放权，但诸如环境、食品、药品等领域又是在加强监管，难题就在于如何把握好放和管的关系、如何让放和管得到恰当的组合。国家与社会的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国家在这种分工体制中成为一方当事人，同时也必须控制相关整体，从法的角度将其正当化。